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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社会债券助力后“疫”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2020-08-31

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主办的社会债券主题分享近期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来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三位负责人,为国内受众全方位解读社会债券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深入介绍如何运用社会债券抗疫,以及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更好地运用社会债券助力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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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分享的嘉宾是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她负责管理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工作,加入福特基金会前,高女士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非营利部门和商业领域建立更加牢固的合作关系,曾担任多个非营利组织如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和全球环境研究所的理事。

 

高女士首先介绍了福特基金会的发展情况,以及发行社会债券对于福特基金会和全球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要意义。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福特基金会在全球有10个办事处,基金会资产总额超过120亿美元。

 

疫情爆发之后,非营利机构在运营和筹款等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高女士分享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多达36%的非营利组织将在36个月内停转,而在中国,有14.8%的非营利组织正面临生存挑战”。福特基金会认为,疫情造成资本市场巨大震荡,导致很多基金会和大学捐赠基金的本金投资收益有所波动。并且,市场不确定性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影响未来捐赠资金的长期稳定和基金会本金投资增值。因此,为了帮助非营利机构渡过财务危机,福特基金会首先增加在行项目在执行方面的灵活度,以增强受捐赠方抗击疫情的韧性。一方面,适当延长项目执行的期限,允许受资助方根据实际需求重新调整其项目目标和预算;另一方面,基金会通过调整内部程序,大大缩短项目审批和拨款的时间,在最短的时间把资助款划拨到受资助方,支持非营利机构更好地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基金会理事会面向公益慈善的资助方和其他引领者,发起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慈善行动承诺,旨在推动资助行为的改变。签署该承诺的机构为受资助方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以便这些机构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危机,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已有700多家基金会和公益慈善机构签署了该慈善行动承诺。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推出了自己的慈善承诺,近250家机构签署了承诺,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福特基金会通过发行10亿美金的社会债券,动员更多资金来促使公益行业复原。高女士解释道,此次发行社会债券筹集资金的70% 会拨付在美国,其余的30%拨付给福特基金会全球10个代表处所资助的项目。福特基金会社会债券募集资金所支持的项目采用定向邀请的方式,进行单次拨付,将会在2021年底之前分配完成。彼时,按照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的社会债券原则,所有与福特社会债券所募资金的去向相关信息都会对外公布。

 

福特基金会的此举创新,也启发了其他基金会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表示愿意尝试创新方法,调动金融工具的力量,如同步发行社会债券和提高拨款额度来增加对非营利机构的支持力度。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如何善用金融工具来帮助非营利行业应对这场危机,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高女士也表示福特基金会正在研究更好的资助策略,从而更有效地支持中国的合作伙伴为公益慈善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发展的不懈努力。福特基金会认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希望能够达成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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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分享嘉宾是李菁女士,现任安永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安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她负责领导大中华区可持续金融业务,推动亚太区可持续金融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代表亚太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金融团队合作,战略性地发展、推动政策落地和执行项目,助力安永金融服务成为可持续发展业务解决方案和运营的领导者。

 

李菁女士首先介绍了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发展情况,之后围绕后疫情时代债券市场发展、社会责任债券介绍以及新冠疫情下社会责任债券实操方法进行了详尽地分享。李女士指出,后疫情时代,在人民币债券成为全球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的重要选项、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稳定社会经济促进生产恢复的政策措施的背景下,社会责任债券将作为一种有力的融资工具,积极助力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李女士认为,国内外疫情周期错位,同时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灵活,中国国债收益率相较美、日、欧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具有明显相对优势。抗击疫情离不开资金保障和支持,社会责任债券作为支持具有社会效益项目的融资工具,在疫情当下的特殊时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为了缓解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全球范围内与ESG相关的企业股票和债券发行增幅明显,且表现出明显的超额收益,ESG指数也呈现稳健趋势。在中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政府陆续出台了疫情防控债券相关政策,并且对于“新基建”和“软基建”高度重视,重点扶持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以及环保等领域,增强社会软实力。社会责任债券作为具有社会效益项目的融资工具,具有支持新基建和软基建的天然共性。由此,中国社会责任债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李女士还详细介绍了社会责任债券的类型、核心要素以及发行关键点, 以及在目前新冠疫情背景下,境外与境内市场社会责任债券发行情况。

 

疫情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公司、欧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等多家国际性和地区性机构都发行了以应对新冠肺炎为核心的多种债券,其中包括社会债券或可持续发展意识债券。数据显示,全球各地市场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认可度都是很高的。就中国而言,据数据显示,截至4月10日,有457只疫情防控债券发布,发行金额高达3438.58亿元。在2月底疫情最紧急的时期,中国银行也发行了40亿港币和10亿澳门元的社会责任债券,推出了中小企业贷款项目,为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性小额信贷服务,实现创造就业的积极影响,第一时间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增加就业。

 

那么如何发社会责任债券呢?李女士给出的建议包括主题确定、制度规范、第三方鉴证、信息披露和发行市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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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Martine Mills Hagen女士,她担任亚投行融资部主管,负责AIIB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在加入亚投行之前,她曾在KBN挪威的国际融资部、伦敦金融城的Bankers Trust International和Tokai Bank Europe工作。

 

Mills Hagen女士主要围绕亚投行的基本情况以及疫情期间亚投行在支持亚洲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举措进行了分享。亚投行是依照国际条约建立的多边发展银行,一直坚持在投资的同时取得社会和环境效益。亚投行目前有103个成员和1000亿美金的法定股本。

 

疫情爆发以来,亚投行灵活调整投资策略,集聚成员的力量,并与其他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联合起来,通过推出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以及发行美元可持续发展债券和熊猫债(Panda Bond)等方式,致力于对成员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支援和相关财政支援。今年4月初,亚投行宣布推出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基金规模目前已扩大至130亿美元,先后向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尼、菲律宾、格鲁吉亚、孟加拉国等15个成员提供了融资,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亚投行危机恢复基金重点支持区域内中低收入国家可能被疫情打断的发展计划,对帮助这些国家走出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意义重大。疫情期间,亚投行也比预期中更快地为成员提供了支持。

 

6月11日,亚投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完成发行成立近5年来的首笔人民币熊猫债,规模30亿元人民币,票面利率为2.40%,发行债券的期限为3年。本次债券发行面向境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获配投资者数量超过20家。

 

Mills Hagen女士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始终秉持着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并将该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在运营中。亚投行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能够达到可持续性的标准,亚投行发行的所有债券也都是可持续发展债券。Mills Hagen女士认为疫情之下如果能推动更多人关注社会债券,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她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愿意把投资金额投入到社会债券而不仅仅是绿色债券当中。



问答环节




Q:请问高倩倩女士,福特基金会此次社会债券所募资金有多少会资助给中国的项目?什么样的项目会得到基金会的青睐?

A:所募集资金的30%会分配给基金会的10个办事处,资金的分配将根据办事处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目前这30%的拨款到底怎么分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不只是非营利机构需要资金支持,其他机构也同样需要资金支持。在经济的复原方面,我们也在看是否还有一些新机会出现。而且,我们在南美,比如巴西,以及印度也有办事处,那里受疫情影响严重,还存在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中国境内疫情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所以总体还是根据各地区的紧急程度需要匹配资金。最终资助方案出来之后,我们会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Q:请问李菁女士,您认为和绿色债券相比,中国社会债券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A:社会责任债券是指将募集资金用于社会福祉、民生、普惠金融相关的项目。相较于绿色债券,社会企业责任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再者,绿色债券投向的更多是基建、风电等大型项目,项目本身体量就很大,发行金额和规模也就更大。社会债券除了某些住宅项目金额不小之外,其他大部分具有社会导向的项目比如医疗健康、复工复学,其规模肯定是偏小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也都是这样,这与投资的项目规模有很大关系。我认为不能只以金额论英雄,更应该关注投资带来的社会回报。疫情给社会债券创造了比较好的发行空间,相信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比现在还要广阔。

 

Q:请问高倩倩女士,中国的基金会能够从福特基金会发行社会债券的案例中学习到什么?

A:大家需要注意的差异是,在美国私人基金会发行社会债券需要满足的运营规定,与中国是存在一定区别的。由于监管措施不同,能够实现的举措也就有所不同。中国的基金会要了解自己在公益慈善行业生态中的角色,了解如何评估自己的可为空间,如何让公益慈善发展的制度环境更加有利,从而让基金会有更多途径来获得资源。

 

Q:请问李菁女士,境内市场发行社会责任债券有什么资质要求?国内NGO是否能发行用于纾困的社会债券?

A:无论发行什么债券,都需要符合相关的市场监管要求。发起人需要满足一些资质披露或评级;另外社会债券要投在与解决社会问题、与社会福祉相关的项目中,比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目前国内还没有NGO发行社会债券的先例,不过不代表不可行。最终还是要看债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投向什么领域,用来解决哪些问题。

 

Q:请问Mills Hagen女士,亚投行如何评估自己的影响力情况?以及如何看待私人部门的作用?

A:亚投行会在网站发布各种报告和信息,我们尽可能提升信息透明度,包括各种项目信息。我们也在搭建可持续债券投资框架,在其中发布各种跟社会债券相关的信息,从而帮助投资者了解亚投行以及投资信息。我们每年也会发布线上的报告,用视频、文字等形式来展现我们的影响力,看我们如何改变亚洲人民的生活。但必须要知道的是,想要改变更多人的生活,仅靠亚投行自己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和私营部门合作,我们也希望私营部门可以运用社会债券的概念去加入到社会问题解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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