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徐永光老师在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上的闭幕式总结发言。

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荣誉理事，徐永光老师感叹：“中国是影响力投资的蓝海，它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以下为徐永光老师发言实录，与大家分享。

大家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和追求参加大会。这是第五届社企论坛年会，这五年来变化很大，迭代很快，很多朋友不了解前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有必要做一个简要回顾。

“成都是社会企业的中国高地”

社企论坛第一届2015年在深圳召开，轮值主席是深圳残友集团郑卫宁，我是响应他的号召共同发起社企论坛。第一届的关键词是“世界潮流，不能落后”。尽管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早已有之，但缺乏自觉意识。要追上世界社会创新的的潮流，需要一种平台形式来倡导推动。

第二届2016年在北京，这一届轮值主席是圆恩空间总裁单华春。在这届论坛开会前，一位台湾社会创新家钱为家去世，他为推动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呕心沥血，56岁英年早逝，台湾和大陆社会创新界都非常痛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默哀，会场打出了我在追思会上为他写的挽联：”一介书生谦谦君子穷究全球战略公益圆中国梦历万难而无怨；两岸为家拳拳之忱躬行本土社会创新走朝圣路虽九死尤未悔”。联盟主席胡锦星致辞“社会企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市场伦理，资本价值，商业道德和社会意识。”我在论坛上说：“有人质疑，论坛是公益界在玩小圈子，不跨界。我想对商界和投资界的朋友说，谁说我们不跨界？我们都跨到商界投资界了，是你们自己埋头赚钱，没有加入这样一个市场创新的潮流。做社会企业，公益界是先头部队，你们是主力部队，我们正在寻找市场主力。”

第三届论坛也在北京举行，轮值主席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从这一届开始，与正和岛合作，设立了中国社企奖，论坛与主流市场有了直接对接。

第四届论坛年会在深圳福田区召开，福田区提出“打造世界影响力投资高地”的响亮口号，论坛的举办与政府相呼应。这届论坛支持单位除了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影响力金融。这一届轮值主席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议题聚焦精准扶贫。论坛承办单位是北京社启中心，论坛有了正式注册的秘书处，马蔚华先生作为理事参加了社企论坛的核心。马蔚华先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银行家，现在是社企论坛的名誉理事长，他作为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军者当之无愧。我们为这位领军者鼓掌！他在参加本次论坛前先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可持续金融会议，又到荷兰参加全球影响力投资峰会，一直在国际影响力投资舞台上展现中国的风采，表达我们的价值。

今天，第五届社企论坛年会将在成都闭幕，成都是国内第一个发布政府关于社会企业培育和认证的城市，成都已经一跃成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高地，在这里召开大会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应该引领影响力投资的世界潮流”

五年前，我参加在英国下院举办的英国和亚洲社会企业政策对话会，我发言说：“五年之内，中国将成为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为什么下这结论呢？因为有很多社会企业还没有被发现，实际上它已经是社会企业；也包括好多民非、教育医疗、养老的机构是潜在的社会企业。两年前，在香港社企峰会上我又说”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已经渐入市场主流。”当时马蔚华先生也表示认同。

这次会议大家看到了《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研报告》，报告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有自觉意识的、即自己认为是社会企业的，不到2000家，数量不多。但实际可以把它定性为社会企业的，包括数量巨大的农村合作企业、民非，中国有150万家，数量巨大。做一个横向比较，日本拿出名单的社会企业只有几千家，但学术界认为日本社会企业有十万家。毕竟社会企业还是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自我认定是社会企业。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讲，这个社会企业调研报告是本土化研究，没有照着国外社会企业的定性思路，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思路做设计研究。我就中外比较、现实和历史的比较，对于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讲了中国土壤，中国传统，中国环境，中国优势四条。

一是中国土壤，我们研究社会企业发展，首先基于中国土壤之上。中国的土壤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讲的中国土壤有一个最重要的潜台词，就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全部是公有制，包括小企业、集体所有制，现在公有制小企业已经不存在了，国有企业只有大型及垄断性企业。社会企业一般是小企业，如果按照国外一些定义不分配利润，拿到中国，将是比过去公有制小企业还要麻烦的一个商业模式，你不如就做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不分红为何在国外流行一时？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公有制，就我的经历，对这个定位天生就有抵触。我还对尤努斯先生说过“你是神，我们是人”。知道这就是中国土壤，非常重要。

第二是中国传统。中国的商业文明，历来主张义利并重，这是中国的商道。关于义利并重的观念正在西方成为一种时尚，过去西方商业的铁律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今天，美国的共益企业模式是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前置，股东利益要后置。尤其今年8月份，美国181家顶级公司CEO发表了一个商业公司宗旨宣言，这个宣言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刚刚我们圆桌论坛各位嘉宾都共同表达了这样的意志。我们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好，很多商业在制造社会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大家很困惑，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这些行为是反商业的行为，它不代表商业的本质，而是违背商道的。所以我们的行动就是要拨乱反正，把它扭转过来。

第三，中国环境。社会企业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在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痛点人人有份，所以社会企业人人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安全食品，需要干净的空气，还有医疗健康、教育、养老。所以在中国社会企业有非常大的需求空间，中国是影响力投资的蓝海。中国的现实环境，现实需求，给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在国外，社会企业更多的是关注“金字塔底部人群”。

最后是中国优势。前面几点归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市场优势，这与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完全一致的。马蔚华经常说这五条，这是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的政策空间，能得到政府积极支持。社会企业的一些领域和国家鼓励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的领域，基本上是重合的。

调研报告还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企市场表现的评估数据和国际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发展表现相一致，其成长性都比较好。正如做大健康产业的郭美玲刚才说的：感觉企业发展道路非常平坦，前景非常美好。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一般的商业竞争环境恶劣，已经是白热化的商场就是战场；社会企业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商业要做好很难，能做好的人不多，但是需求极大，供给稀缺。按照短缺经济的理论来说，它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去年在韩国开影响力投资国家治理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金融负责人李楠说：”中国影响力投资不需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应该引领影响力投资的世界潮流”。这让我很受鼓舞，也是我们的目标和信心。

“动员基金会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

在社会企业、社会创新领域，谁应该继续跑在前面？应该是公益机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四代传人佩吉有一次来中国连续和我谈了三次，希望能动员基金会进入影响力投资领域。这为何重要？

第一，基金会的资助属于风险慈善投资，应该成为扶持社会企业初创机构的重要杠杆。南都基金会和增爱基金会等在10年前就开始对社会企业进行资助和奖励。社会企业初创机构的商业模式不成熟，吸引资本投资有困难，这时由基金会来做投资，通过公益创投慢慢做大，以后才有可能得到商业和资本的青睐。基金会除了资助部分，还有一笔本金，起码有90%的钱需要保值增值。现在国家对于基金会投资增值已经有比较好的规范。去年南都投给禹闳资本五千万是在国家关于慈善资产保值增值规定下做的。基金会把这些本金投入社会企业领域，发展稳健，回报率不低。禹闳资本已经梳理出他们投资的17家企业，有的已经上市，综合年化回报率是税后25%。

最近接触到荷兰的养老金，他们要求的回报率是4%，如果我们创建好的影响力投资平台，吸引国外的一些基金会、养老金投资是大有机会的。最近禹闳资本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影响力投资正在接触，有可能获得投资。我建议下一届年会是不是有目标性地邀请一批大的基金会、能够接受社会创新理念的基金会参会。实际上，基金会的投入比商业的投资、影响力投资有更高的风险承受度。无偿资助都可以，投资风险当然也能承担。

最后 ，借用王阳明的“心学”四句教诲：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说你的心体本来是没有善恶的；你有了动念，出现善愿恶念；知善知恶是良知，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格物就是给自己立规，让商业向善，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不光是为别人，不光是利他，也是利自己，利你的子孙后代。

谢谢大家！